苏富比重器同款忍冬纹 | 一件器物看域外因素对早期青瓷的影响

发布日期：2025-09-07 03:04    点击次数：149

引言

近日，将于2025年9月9日在香港苏富比“伊势彦信珍藏重要中国陶瓷专场”举槌200万港元的隋青釉塑贴忍冬莲瓣纹铺首尊引起热议，除了在铅釉陶器当中较为罕见的大体量陶器之外，其贴塑纹饰也值得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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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伦敦苏富比“灵逸博雅：井上恒一珍藏中国艺术”专场成交价 269,000英镑、茧山龙泉堂、京都国立博物馆展览、 大坂市立美术馆展览等

与苏富比百万大拍重器相类，朔元EMERGE也收藏了一件可兹对比的高贴塑早期青瓷器物。本文试图以这件器物为引子，为大家探究一下早期青瓷（釉陶）之上具有明显域外风格的忍冬纹及仿柱式联珠纹等纹饰的源流，以及此类早期青瓷的烧造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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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隋 相州窑 青釉贴塑忍冬联珠纹长颈瓶肩部（忍冬纹）朔元EMERGE藏品一、忍冬纹及仿柱式联珠纹源流

忍冬纹，从文化交流源流上说，是由古希腊棕榈叶纹（palmette）和茛苕纹（Acanthus）演变而来，经波斯、印度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云气纹融合形成。忍冬纹盛行于南北朝时期。对于其寓意，有多种说法，主流说法之一为忍冬纹与佛教“忍耐苦难，来世解脱”、“普渡众生，慈悲为怀”等观念相符，更似与佛教轮回永生之念有内在联系；主流说法之二为忍冬纹与忍冬植物并不存在必然对应关系，仅起到纯粹的装饰作用。无论何种说法较为成立，实际上，忍冬纹常常与佛教相关的纹饰进行搭配，例如饰有忍冬纹的最为典型的器型之一则为莲花纹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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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博物馆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南京市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从左至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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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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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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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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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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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忍冬纹细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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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有忍冬纹的典型器型之二为扁壶。北朝由于地理位置的便利，与北方各民族及外来文化都有深刻的交融。自十六国时期起，西亚的金银器、玻璃器经丝绸之路源源不断传入中国内陆。另外，战争打通了平城至西域的交通路线。这些器皿对中国陶瓷的艺术风格具有重要的影响，南北朝至隋代的扁壶与其忍冬纹即是历史实证之一。宿白教授指出：“北齐上层重视西域商胡和伎乐，武成、后主时，粟特诸胡尤为亲要。于是，西方器玩风靡关东，库狄迴洛墓的舞蹈胡俑、宝珠形玻璃饰件和雕狮玛瑙带饰，娄叡墓的一批贴花黄釉陶器，都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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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美术馆藏、亚瑟·M·赛克勒美术馆藏、洛阳博物馆藏、米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藏1971年河南省安阳县洪河屯北齐武平六年(575年)骠骑将军范粹墓、2001年纽约佳士得 成交价23,500 USD、故宫博物院藏、北齐骠骑将军范粹墓、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藏（从左至右、从上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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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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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美术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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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瑟·M·赛克勒美术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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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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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粹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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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纽约佳士得 成交价23,500 U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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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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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粹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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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忍冬纹细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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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有忍冬纹的典型器型之三为青釉莲花纹罐。北朝器皿上的装饰纹样较为丰富，装饰纹样的题材也大多受到外来金属器及玻璃器上图案元素的影响。陶瓷上出现的莲瓣纹、宝珠纹、联珠纹、忍冬纹、新月纹等装饰纹样，具有鲜明的外来特征。北齐、北周时期，陶瓷器上的装饰手法多样，模印贴花、堆塑、刻划等工艺手法，常常相互结合来完成器表的装饰，通过模印贴花、堆塑等工艺手法，增强器物表面装饰的立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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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纽约苏富比 估价 100,000-150,000 美元2007年纽约佳士得 估价 80,000-100,000美元北齐东安王望族娄睿墓山西太原北齐娄轈墓出土（从左至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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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冬纹细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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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北齐至隋时期，此类明确受到域外装饰风格影响的青瓷或釉陶的创烧，反映那个时期高层统治者对域外传来以金银、琉璃等器物为代表的奢侈品的推崇和青睐。在具有这一类审美风格的所见器物中，常见器形有莲花尊、扁壶、青釉罐、鸡首壶和灯具等，但目前在各大博物馆及具有明确纪年信息的器物中，同期、同器型且同饰有忍冬纹的盘口瓶的参考器物仅有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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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为北朝-隋 相州窑 青釉贴塑忍冬纹长颈瓶 朔元EMERGE藏品

右为陕西省大唐西市博物馆（隋代巩义窑）

忍冬纹是外来艺术与本土传统交融的见证，也是北朝至隋时期文化交融背景下诞生的重要符号。它在不同器型与时代的延续使用，不仅体现了人们对其审美与精神寓意的持久偏爱，更折射出当时社会对外来艺术的吸收转化。在上层推崇西域艺术的氛围中，本品的形制与纹饰更显时代交融的深意，而本品除了忍冬纹之外，饰有第二种纹饰——仿柱式联珠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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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隋 相州窑 青釉贴塑忍冬纹长颈瓶

肩部（仿柱式联珠纹）

朔元EMERGE藏品

仿柱式联珠纹，表面为竖向凹凸棱，上下以连续均匀的圆环作为外框。其中间部分或金银器及仿希腊科林斯柱式风格，上下部分则称为联珠纹。此类纹饰在陶瓷品类上多见于青釉人面瓶和尊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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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陶瓷琉璃博物馆藏、eskenazi藏、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愛知中国古陶磁研究会展览

（从左至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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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陶瓷琉璃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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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kenazi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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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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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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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知中国古陶磁研究会展览

仿柱式联珠纹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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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柱式联珠纹，除了多见于青釉人面瓶和尊，同时也可参考辟雍砚的砚足。砚足表面有竖向凹凸棱，与希腊化建筑中常见的石柱相似。回观整个中国的美术史，便不难发现东地中海区域与中亚区域的文化艺术以两种路径影响中国：即希腊化风格与贵霜、印度艺术融合的佛教艺术东传为其一；希腊、罗马与波斯、粟特等中亚区域的艺术融合，再以金银、琉璃器等奢侈品贸易为载体传入中国为其二。自公元3世纪开始，对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中国石雕、瓷塑艺术、金银工艺、织物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反观砚足中最特殊者，乃是带有希腊科林斯柱式风格的柱状足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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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为阿什莫林博物馆艺术与考古博物馆藏、玫茵堂藏右为苏富比安思源旧藏、长沙市基建工地采集

无论是人面瓶、尊或者辟雍砚，都是借鉴和融合了外来文化中金银器的纹饰，例如北周宁夏固原李贤墓出土的瓶足，除了仿希腊科林斯柱式风格的竖向凹凸棱之外，上下各有一圈凸起的联珠纹，带有波斯和粟特银器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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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宁夏固原李贤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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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7世纪 波斯萨珊时期 镀金银执壶

美秀博物馆藏

用联珠纹做外框的构图形式，正是典型的波斯萨珊金银器上常见的纹样构图方式。犹如金属器镶嵌宝石的效果。联珠纹，以连续均匀的圆环表示太阳的光辉放射，曾是波斯萨珊王朝最为流行的主题纹饰，对中亚影响至深，也因此对唐代金银器部分流行图样和定式产生了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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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博物馆藏 唐代卧鹿纹金花银盘

仿柱式联珠纹的运用，展现了北朝陶瓷在造型与装饰上的兼容并蓄。它不仅借鉴了希腊柱式与波斯萨珊金银器的构图方式，也在青釉器物上营造出如珠宝镶嵌般的华美效果。这种外来艺术元素的融入，使朔元EMERGE藏这件器物在庄重中平添异域风情，凸显出北朝陶瓷开放而多元的艺术格局。

二、北朝至隋盘口瓶器形流变

基于北朝纪年墓出土瓷器类型分析，盘口壶可分为三型，从左至右分别为A型Ⅰ式、A型Ⅱ式、B型Ⅰ式、BⅡ式和C型。根据以上盘口瓶类型学研究，并结合本品造型，综合分析本品更偏向于A型Ⅰ式和B型Ⅰ式——重心从腹部上移，未至肩部，颈部略微内收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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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出土盘口壶类型线图

而论隋代器物中的盘口类，主要分为隋代盘口壶和细颈凤尾长颈壶二类，本品更偏向于后者，因而仅以隋代的细颈凤尾长颈壶作为讨论和比较对象。以下两例为细颈凤尾长颈壶的实例。由图可见，与北朝晚期类似器形相对比，其器形的明显变化为：颈部趋于纤细，而肩部曲线外鼓而丰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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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为安徽合肥市隋开皇六年（586年）墓出土右为陕西西安隋大业四年（608年）李静训墓出土讨论完北朝与隋代的不同的盘口瓶器型类型学分析，从器物形态流变和过渡的趋势来看，朔元EMERGE藏的这件相州窑青釉塑贴忍冬联珠纹长颈瓶的对应年代应为北朝晚期至隋代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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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隋 相州窑 青釉贴塑忍冬纹长颈瓶

朔元EMERGE藏品

对于盘口瓶的功能，主流说法之一为酒器，说法之二为供养器。首先，酒器成为魏晋南北朝的上层贵族饮酒活动的重要主角之一，变得愈发地精致。隋代造型基本沿袭南北朝旧制，盘口尊、盘口壶和盘口瓶可能是用来盛水、酒类液体的。盘口的设计在当时的工艺和技术条件下具有先进性，即易于置盖密封和倾倒液体。尤其是盘形口在倾倒液体时，可避免液体沿器外壁流下而造成浪费和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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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艺术博物馆藏

其次，在“中国化花瓶”（任志录，2018）的形式类型研究中发现，南北朝至隋代的供养花瓶中，也存在盘口造型。下述图像资料显示出九种花瓶形式，可对应的是第五类、第八类和第九类，其中与本品之间最具参考性的为第五种：盘口细颈鼓腹瓶。从图像学的研究视角看，可姿参考的三例为松原三郎所引西魏像、敦煌北周461窟图和北京故宫所藏图像。实物见于考古资料的有西安郊区隋代开皇十二年（592年）吕武墓出土陶瓶，这种瓶式仅见于南北朝时期，是典型的中国式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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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花瓶的形式类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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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为煌北周壁画（盘口直颈鼓肩花瓶）右为西安郊区隋代开皇十二年（592年）吕武墓

这些花瓶有些是僧侣净瓶，有些是供佛贤瓶，有些是传统中国祭祀尊，都并非是日常实用花瓶，但均用作供养器使用。这一方面表面佛教器用对中国器物的影响，同时也表明了花瓶的瓶式在中国的扩展，也就是深度的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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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为5-7 世纪 波斯萨珊王朝鎏金银壶 大英博物馆藏右为5-6 世纪 波斯萨珊王朝鎏金银壶 法国卢浮宫藏

而在盘口造型中国化之前，以波斯萨珊王朝的盘口器物为蓝本的造型已经在中亚地区流行。上示萨珊银壶的基本造型为：圆口、长颈、矮圈足，腹部呈椭圆形，多饰有浮雕式的繁复图案。通过对萨珊王朝银壶与北朝至隋代的盘口瓶的造型比对，可发现两者的造型有极其相似之处。所以从造型上而言，北朝至隋代的盘口瓶造型一定程度上或借鉴了萨珊王朝银壶的造型，带有鲜明的异域风格。

三、相州窑青瓷支烧与装烧工艺的探讨

基于北朝纪年墓葬出土器物梳理形成的编年序列，以及对其中南方地和北方地区产青瓷的甄别和对比，真正意义上北方青瓷的出现可落实到北齐晚期。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北齐较为集中的青瓷生产区位于在邺城及其周边地区，包括本品的产地——河南安阳相州窑。北方青瓷的创烧是高温制瓷技术随着人群与技术流动由南向北传播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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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隋窑址分布图（●北朝窑址■隋朝窑址）

而安阳作为邺城的畿辅地区，安阳的相州窑成为北朝至隋唐时期的北方地区最大的青瓷窑址之一，其初产青瓷质量较高且器形丰富，同时也是隋代白瓷创烧的窑址之一。著名的例子如河南安阳出土的开皇十四年张盛墓中，出土的众多生活用具、俑群等实物为相州窑在青瓷到白瓷转折期的发展提供实物佐证。在器形及装饰风格的演变上，隋代继承了南北朝时期的形制和元素，同时也继续吸收了外来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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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瓷技术北传简要过程青瓷生产技术从长江中下游传入华北平原的过程中，因为地理与自然环境的差异，胎体材料从主要含石英和绢云母的变质岩改换为含高岭土较多的二次沉积粘土，在化学构成上这种改变体现为铝硅比的升高。随着胎体铝硅比的升高，南方青瓷所采用的二元配釉方式，即草木灰混合胎土不再适用。为了在可能达到的烧制温度范围内成功制作出草木灰釉，北方青瓷的釉大部分都添加了第三种高硅成分，这种成分可能是富含石英的黄土或者河沙，具体使用情况存在一定的区域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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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北方青瓷釉中助熔剂成分的共性（重整后）与典型北方植物草木灰成分之间的异同（安阳胎）在这样的努力下，北方青瓷在1100到1200摄氏度的范围内可以实现成功烧制。朔元EMERGE藏的这件北朝至隋代相州窑青釉贴塑忍冬联珠纹长颈瓶即为北方青瓷高温烧造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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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隋 相州窑 青釉贴塑忍冬联珠纹长颈瓶朔元EMERGE藏品

正是因为华北地区的陶工在铅釉陶烧制过程中对高岭土的使用臻于成熟，才能于这一历史时期很快将南方的青瓷技术本地化，熟练地制作出三元配方的青瓷釉。但应注意的是，由于南北方釉料成分产生一定差异，早期北方窑场配制出的釉料在烧制时流动性更强，导致烧制的瓷器流釉现象明显。这也是为什么即使北方早期青瓷多施半釉，但流釉及底的现象仍并不罕见。从今天的审美视角看，这一工艺的局限性却独具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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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一为巩义白河窑址出土 、左二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1为故宫博物院藏、2为北魏洛阳大市遗址出、3为北魏巩义白河窑、

4为隋临水窑、5为北魏巩义白河窑、北魏洛阳城津阳门内出土、

6为北齐磁县北齐墓出土

本品流釉及底的现象尤为明显，根据上述北方青瓷釉料的特性推论可知，由于本品肩部贴塑密集，为了更好实现贴塑表面的挂釉，工匠或许在瓶身挂釉的工序之外，对贴塑进行了额外的浇釉，从而造成了贴塑对应方向上流釉格外冗长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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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塑对应方向上流釉格外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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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部流釉现象尤其明显北朝-隋 相州窑 青釉贴塑忍冬纹长颈瓶朔元EMERGE藏品

相州窑的支烧方式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之一。通过历次发掘材料可知，相州窑出土窑具极为丰富:主要有三叉形、柱形等各类支烧具。所有支烧具之中，三叉形支烧具出土数量最多，是相州窑烧造过程中主要使用的窑具之一，这类支烧具根据高度不同，还分为三叉形支钉和三叉形支柱。支柱除了同支钉一般具有支烧作用之外，还具有抬高窑位的作用，此做法主要是为了避免窑床底部的杂质污染器物釉面以及防止器物之间釉液粘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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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州窑T1H2：12出土支钉(平面呈等边三角形)

相州窑出土柱状支烧具

相州窑020829出土支钉(平面呈方角三叉形)

（从左至右）

熊海堂先生引用海外同类窑具的装烧组合，为支柱的使用提供了猜想思路。观察罗马不列颠时期使用支具组合（如下图所示）——将釉陶碗倒置于三叉柱状支具上，并在外放置类匣钵装置，然而结合北方地区窑业而言，覆烧瓷器的可能性较低，应为正烧。此类做法意味着不能叠烧太多产品，装烧量较小，所以此类窑具组合的产量较小，应用于试验产品或重视程度较高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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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不列颠时期釉陶装烧示意图

柳沟新村窑出土支钉与瓷罐粘连标本，为相州窑实际支烧组合模式提供了实物例证。反观朔元EMERGE藏的这件北朝至隋代相州窑青釉塑贴忍冬联珠纹长颈瓶器物，在其底部亦可窥见明显的三叉形支痕，猜测其使用的支具可能是三足支钉或三足支柱。至于装烧工艺，因为器物的器身鲜见落灰，且釉色发色均匀，结合遗址出土资料和前人的研究，我们倾向于认为此件器物并非明火裸烧，而是在装具环境下烧制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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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为柳沟新村窑出土支钉与瓷罐粘连标本右为北朝-隋 相州窑 青釉贴塑忍冬联珠纹长颈瓶

结语

从出土相州窑瓷器纪年墓的类型和数量来看，北朝晚期的墓主人皆是家世深厚、身居要职的达官贵族，例如出土大量覆莲四系罐的东魏赵明度墓（赵明度曾任东魏宁远将军，太常博士，领鼓吹丞，博陵太守，随北齐开国皇帝高欢起兵信都）。再如出土大量青釉点彩瓷器的北齐贾进墓，其墓主贾进据墓志记载是西汉早期著名政治家贾谊的第十一代孙，曾任北齐车骑将军、雕阳王郎中令。以及同为车骑将军的李云、抚军将军刘归等。这些“将军”称号为北朝时期的武官散号,虽不执掌实际权力,却是关陇贵族重要身份地位的标志。在北朝的职官品级中，车骑将军为右第一品下，抚军将军为右从一品下，宁远将军为右从四品上。

而到了隋代，相州窑瓷器的出土实例有向中低等级墓葬扩大的趋势，除了等级较高的宋循墓(正四品)、张盛墓(从三品)外，还出现了如韩邕墓、孙化墓、蔺义墓、置度村隋墓、任家庄隋墓、范家庄隋墓等，上述墓主均为中小官吏或具有较强经济实力的地主阶层。这也反映了，进入隋代以后随着相州窑工艺成熟与市场扩大化，其产品不再是皇家贵胄的专供，而逐渐出现使用群体泛化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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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朔元EMERGE藏北朝至隋代相州窑青釉塑贴忍冬联珠纹长颈瓶恰是相州窑在北朝晚期向隋代过渡阶段烧造面貌发展的实证。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器身造型，贴塑纹样的丰富度和精度，以及精细的装烧和支烧方式均反映出其与隋代中后期相州窑大众化产品的区别。也侧面凸显了其稀缺度和所承载的高水平的文化和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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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隋 相州窑 青釉贴塑忍冬联珠纹长颈瓶朔元EMERGE藏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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